近日，溧陽《淳化閣帖》刻石博物館正式對外開放，館方同步推出了當代重刻《淳化閣帖》的全新成果。這批躲過戰(zhàn)火劫難留存至今的明代溧陽本遺石，搭配上全新摹刻的碑石與拓本，終于得到了和自身歷史價值匹配的完整系統(tǒng)呈現(xiàn)。作為長期研究古籍文獻與碑帖的博物館工作人員，我借這個機會，來梳理一下《淳化閣帖》的版本脈絡，聊聊石刻文脈延續(xù)至今的生命力。

我所任職的上海博物館，一直和《淳化閣帖》有著極深的淵源。館內(nèi)不僅收藏著學界公認現(xiàn)存最好的北宋祖刻“最善本”——也就是安思遠舊藏，現(xiàn)存第四、六、七、八卷，還藏有世上僅存的南宋淳熙十二年（1185年）“修內(nèi)司本”孤本，另外還收集了多份明清時期的重刻舊拓善本。除此之外，館內(nèi)還有帶明代潘祖純題跋的宋拓《淳化閣帖》，和安思遠本、修內(nèi)司本一同構成上博《淳化閣帖》收藏的核心珍品。這些藏品傳承有序，完整搭建出從北宋祖刻、南宋翻刻、明代肅藩體系，到清代、民國各版本的清晰發(fā)展脈絡。而這次的溧陽本刻石，正是這個譜系里“肅府—溫如玉”體系扎根江南后，規(guī)模最大、價值最高的石刻遺存。

我和《淳化閣帖》的另一重緣分，來自整理研究明代豫園主人潘允端的《玉華堂日記》。潘允端的弟弟潘允諒，從吳門袁褧手中買下了現(xiàn)藏于上海圖書館的南宋國子監(jiān)本宋拓《淳化閣帖》，也就是“潘允諒本”，在嘉靖四十五年（1566年）把它借給了同鄉(xiāng)顧從義，顧從義讓人翻刻，就是后世所說的“玉泓館本”，當時還邀請文徵明的長子文彭主持摹刻工作。之后的十多年里，潘允諒又拿出自己珍藏的宋拓做底本，自己組織人摹勒刻石，在萬歷十年（1582年）完工，就是“五石山房本”。《玉華堂日記》里萬歷十九年九月初五記錄：“早，吳蘭洲來刻補《淳化帖》一張?！边@條記錄只有短短幾個字，卻十分珍貴——它說明五石山房帖刻好才九年，就已經(jīng)出現(xiàn)殘損缺頁，需要補刻，這和現(xiàn)在溧陽本原石風化殘損、需要保護重刻的情況，形成了跨越四百年的呼應。

歷代研究帖學的學者對潘刻、顧刻都有精準評價：“潘本瘦，顧本肥”?？蓪嶋H上，兩個版本來源相同，底本都是同一本宋拓舊藏，只是因為主持摹刻的人不同——顧刻由文彭主持，潘刻找了吳門的工匠，最終刻出來的刀法意趣差別明顯。這個差異正好點出了刻帖史的一個核心問題：從書法墨跡變成碑刻拓本，刻手是關鍵的中間環(huán)節(jié)，他們的審美選擇和技術水平，有時候影響力甚至超過底本本身的好壞。從這個角度來看，現(xiàn)在溧陽留存的古刻和這次當代重刻的實踐，和四百年前上海潘氏、顧氏的刻帖傳統(tǒng)，本來就是同一條文化脈絡的延續(xù)傳承。歷代文人和工匠做的事情，都是以石刻為載體，讓珍貴難得的法書墨跡走出私人收藏和宮廷深院，傳到文人學者手中，滋養(yǎng)后世學習者。而潘允諒的五石山房本、顧從義的玉泓館本，正是明代中后期這種帖學傳統(tǒng)的代表作品。

《淳化閣帖》的版本源流雖然復雜，但是主干脈絡清晰可辨：從北宋淳化三年（992年）宮廷原刻初拓，到明萬歷四十三年（1615年）肅王府用自家收藏的宋拓做底本摹刻成石，就是“肅府本”，之后又衍生出明末清初很多不同的翻刻版本?，F(xiàn)在留存下來的肅府本系統(tǒng)石刻，主要分為三大支：第一支是蘭州肅王府舊址本，主體收藏在甘肅省博物館，殘損非常嚴重；第二支是西安關中本，清順治三年費甲鑄根據(jù)肅府本再次翻刻，現(xiàn)在保存在西安碑林；第三支就是這次我們說的溧陽本，現(xiàn)存一共一百一十六塊原石，相傳在明末從肅府體系傳到江南，是這個譜系在南方規(guī)模最大、整體保存最完整的石刻分支。和蘭州本、關中本比起來，溧陽本最核心的學術價值在于：它沒有像明末清初的關中本一樣被后人刻意修改加工，比較完整地保留了當年溫如玉、張應召照著宋拓原貌摹刻上石的刀法筆意和形態(tài)神韻。這對還原肅府本初刻的原本樣子，糾正后世翻拓各個版本的失真錯變，有著不可替代的版本校勘和書法史價值。

拋開捶拓技術不談，碑帖的學術和藝術價值，既取決于底本的品質(zhì)高低，也和摹刻精度、刀法水平以及石質(zhì)的耐久性有關。從刀法來看，溧陽本完全是明代吳門刻工體系的風格，刀法特點十分鮮明：起筆收筆盡量保留墨跡鋒芒的神采，轉折頓挫大多用切刀的技法，不會隨便描?。还P勢連帶的牽絲清晰舒展，繁簡得當不會瑣碎拘謹。這次重刻工程，專門邀請?zhí)K州碑刻技藝第六代傳承人張弘單獨手工摹勒上石，花了五年七個月才完工。這項技藝傳承有序——從吳昌碩、周梅谷、錢榮初、時忠德、戈春南到張弘，六代傳承，所使用的“切刀法”“亂刀法”等特殊技法，尤其擅長表現(xiàn)行草書的枯筆和牽絲。和上博收藏的宋拓祖本對照，這個特點格外明顯：溧陽本對王羲之《遠宦帖》《游目帖》等經(jīng)典字樣的摹刻處理，刀法形態(tài)和祖本墨拓的筆意高度契合，分毫不差。這足以證明，明代摹刻肅府本的時候，確實用了品級很高、傳承清晰的宋拓善本做底本。從石質(zhì)來看，溧陽本原石用的是太湖流域特產(chǎn)的青石，石質(zhì)細膩致密，非常適合表現(xiàn)小字行草細微的筆觸和風韻。但這種石材天生的缺點就是，抗風化、抗侵蝕的能力遠不如關中本用的富平堅石。到今天，原石已經(jīng)陸續(xù)出現(xiàn)字口變淺、石面片狀剝落、筆意模糊等問題，如果不及時做保護椎拓和系統(tǒng)重刻，它承載的書法信息和版本價值一定會發(fā)生不可逆的流失?？紤]到這點，這次當代重刻特意選用存放多年的靈璧石做材料。靈璧石質(zhì)地堅硬、耐風化，存放多年的石頭內(nèi)部應力已經(jīng)消退，刻出來的字口不容易開裂，雖然對刻工技藝要求更高，但更能長久保存。歷代選碑刻石材，一向都偏好堅硬的石材，朱劍心先生曾經(jīng)說過：“刻石難，而刻堅石尤為難，石堅而求刻深更難之難者。然石堅不深，則不可以垂久遠。”這次重刻選用靈璧堅石，正是秉承了這種“傳之久遠”的理念。

以往帖學研究各有側重：研究版本的學者專注考據(jù)宋拓原石的紙墨源流和版本真?zhèn)?，研究金石的學者側重關注石刻本身的保存情況和材質(zhì)變化，兩個領域研究角度和關注方向不一樣，很長時間里交集都不多。而溧陽這次做的古帖重刻工程，正好把版本考據(jù)和金石保護兩個領域融合在了一起：既基于文獻舊拓做版本復原，又針對實物石刻做文脈再造，給碑帖跨領域綜合研究提供了非常好的示范。這次溧陽重刻，至少有三層專業(yè)內(nèi)涵和現(xiàn)實意義：第一，搶救文獻信息。本次重刻以上海圖書館藏的肅府本初拓本為底本，先做高清掃描獲取底本樣本，再用硬筆復印上石，最后完全用手工鐫刻完成。選用存放多年的靈璧石，就是看中它質(zhì)地堅硬、耐候性強的優(yōu)點，在古刻石的物理本體不斷劣化之前，用“僅次真跡一等”的學術標準，搭建出一套可以永久傳承、供人學習的替代文化載體。這不是簡單的復制仿造，而是對原石承載的書法筆意和版本信息做二次物質(zhì)定格和永久保存。重刻工程還補全了原石已經(jīng)遺失的八塊刻版，還用曾經(jīng)擔任溧陽縣尉的孟郊《游子吟》里“誰言寸草心，報得三春暉”十個字做卷號，新增了題記和專家題跋，說明這件事的來龍去脈，方便流傳后世。第二，驗證版本譜系。上博收藏的宋拓祖本給學界確定了《淳化閣帖》的藝術和版本標準；而潘允諒舊藏的南宋國子監(jiān)本（現(xiàn)藏上海圖書館）和本次重刻用的肅府本初拓本（也藏于上海圖書館），正好代表了宋拓和明刻兩個不同時代的版本形態(tài)。溧陽這次的當代重刻本，就能幫助還原“明代刻工當年看到和臨摹的”真實底本狀態(tài)。把兩個版本互相參照校對，就能準確分辨出：明代摹刻肅府本所用的底本，和現(xiàn)在上博的“最善本”有什么異同；這些差異里，哪些來自刻手刀法的選擇調(diào)整，哪些是底本身的版本源流差異。肅府本一直以摹刻精良出名，字畫豐滿、神采充足，被歷代帖學家推為明代刻本《淳化閣帖》第一，這離不開蘇州刻工代代相傳的精湛技藝，對理清《淳化閣帖》早期流傳脈絡、完善帖學版本體系，意義十分深遠。第三，服務公共文化教化。宋拓祖本都是國家一級珍貴文物，受嚴格的文物保護規(guī)定限制，很難長期對外展出，供人臨摹學習。而溧陽重刻本的全本拓片和整理本，可以廣泛用在學術研究、書法教學、博物館展覽和學術出版里，用高品質(zhì)重刻代替珍稀祖本走進公眾視野，正好符合國際博物館界通行的“替代性保護、開放性傳承”理念。溧陽的實踐，也給這個理念樹立了帶有中國帖學特色的本土范例。

石刻的生命力，從來都不寄托在石頭本身——石頭總會風化，字形總會模糊。真正的生命力，藏在一代又一代人不想讓它消失的意愿和行動里。從潘允諒五石山房本刻好九年就需要補刻，到今天溧陽本經(jīng)過四百年風雨后啟動當代重刻，表面看是技術手段的差別——從純手工摹刻到高清掃描輔助下的手工鐫刻，本質(zhì)上是跨越時空的精神共鳴：每一代人都用自己的方式，回答同一個問題——怎么讓前人的筆墨在物質(zhì)載體損壞之后，還能被后人看到、臨習和傳播。這就是石刻文脈最核心的內(nèi)涵：它不是靜止的遺產(chǎn)，而是一場從來沒有中斷的接力。

很長時間里，溧陽本的版本價值和碑帖地位都被學界低估。歷代的帖學通論、專著講到肅府本系統(tǒng)的時候，大多只提到蘭州、西安兩個版本，往往忽略了江南這個規(guī)模大、刀法精湛、傳承有序的石刻分支?，F(xiàn)在隨著刻石博物館建成、當代重刻順利完成，溧陽本終于得到了和它歷史價值、學術地位匹配的正式定位和完整呈現(xiàn)。

在這里，我要特別向溧陽市政府表達誠摯的敬意。正是地方政府對文化遺產(chǎn)的高度重視和持續(xù)投入，才讓這批劫后幸存的明代刻石得到系統(tǒng)保護、研究，最終面向公眾開放。同時，我還要對這次重刻工程的主持者崔文敏先生，還有長期深耕碑帖研究、擔任專家顧問的仲威先生表達由衷的敬佩。沒有崔先生的組織推進和工匠精神，沒有仲先生在版本鑒定、底本校勘上的深厚學識和嚴謹把關，這項貫通文獻、金石和工藝的跨領域工程，沒辦法這么扎實地完成。他們的努力，讓“明代刻工當年所見所摹”的真實狀態(tài)重新定格，也讓四百年前潘允諒五石山房本遇到的殘損補刻問題，在今天得到了更系統(tǒng)、更具前瞻性的回應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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